汉学家傅吾康：研究者与中西文化桥梁
Stefan Messingschlager
傅吾康（1912-2007），汉学家、历史学家，1950至1977年间担任汉堡大学汉学正教授，在任期间显著提升了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在全球的声誉。作为德国最早一批的汉学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倡导增加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基于保存在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傅吾康的学术和个人的文件遗物，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他的生平和影响。从他的学术道路、研究活动和旅行，到他作为公共讨论中的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本文探讨的内容涵盖了广泛的方面。一篇致力于介绍一个经历并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物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它提供了对其生平关键影响时期和转折点的洞见，从而也考察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主题，如战后时期汉学的发展。
傅吾康(1920年代中期) ©版权不明
傅吾康1912年7月24日出生于汉堡，是德国汉学权威福籣阁（Otto Franke）（1863-1946）与其妻子路易斯 （Louise）的儿子，路易斯娘家姓为尼布尔（Niebuhr）。他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阿斯特外湖（Außenalster）附近的一座别墅中长大。他的童年生活既有宠爱也有家庭悲剧，他的两位兄长年轻时就双双去世，还有一位姐姐比他大十四岁。
为了让他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影响，他的父母为他提供了一个有保护的成长环境。他开始在一所私立小学上学，接着在一所著名的预备中学就读，最后在拥有人文主义传统的约翰诺伊姆中学（Johanneum）完成学业。1923年，他的父亲被任命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汉学系主任，全家迁往柏林。
傅吾康年幼生活里中国的无处不在，以及他父亲作为汉学系正教授职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通过傅吾康关于他在汉堡时期的回忆来说明：
“我成长的家中充满了中国家具和其它中国物品：客厅里陈列着中国瓷器和其它小型艺术品，走廊上装饰着美丽的景泰蓝花瓶和盘子；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装满中国书籍（古籍刻本）的书架。在餐桌旁和父母度过最初婚姻时光的其他地方，他们经常会谈论中国。时常有中国访客来到我们家，其中包括商衍鎏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旧派中国学者，我父亲成功地聘请他来发展中国语言文化系。”
（来源：傅吾康《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第一部分：1912-1950，波鸿，1995年，第3页）
在柏林，全家搬进了为新任教授们专门建造的位于维尔门斯多夫区（Wilmersdorf）的居住区，但这里房屋在大小和建筑方式上都远远低于他家在汉堡时的惯常水准。在周围的邻里中，由于大家拥有类似的社会背景，傅吾康和邻里有很多往来。但他难以适应柏林的中学氛围。他两次更换高中，并最终于1930年春在格林纳瓦德中学（Grunewald-Gymnasium）高中毕业。
傅吾康父亲福籣阁， 1910至1931年在汉堡和柏林任汉学教授(1934年) ©版权不明
令他父亲惊讶的是，他随后立即开始学习汉学。在他的《两个世界的回忆》中，福籣阁写道：
“我们唯一剩下的最小的儿子1930年在柏林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并在没有我的任何干涉下，毫不犹豫地立即决定投身于汉学，这令我非常惊讶。这是环境的特殊影响，因为生物学的解释在此失效。”
（来源：福籣阁，《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柏林1954年，第178页）
傅吾康最初在柏林就读大学，在那里他于1932年7月在东方语言系（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成功通过了毕业文凭考试。他在柏林参加了包括与他的父亲及其继任者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在内主讲的课程后，于1934年转学到汉堡。据他本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海尼士的指导下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海尼士对汉学专业的基本理解与他不同。他在汉堡最重要的导师是颜复礼（Fritz Jäger）（1886-1957）。颜复礼是他父亲以前的学生和助手，从1931年起任职为副教授，后来任汉学正教授。傅吾康在1935年1月凭借关于改革家康有为（1858-1927）的博士论文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
北京中德学院会客室(1938年) ©版权不明
在完成了博士学位和在骑兵团服役一年后，傅吾康实现了他长期以来想去中国的愿望。在北京，他在那里的中德学院（Deutschland-Institut）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该学院成立于1931年，旨在促进中德文化交流。
从1937年秋到二战结束初期，傅吾康负责学院的各种内部事务，包括主讲德语课程和编辑《研究与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又名《中德学志》，该杂志于1938至1945年出版）。在这些年里他与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者，建立了很多联系；同时，他也与在中国的汉学家保持了活跃的交流，包括罗越（Max Loehr）（1903-1988）、艾克（Gustav Ecke）（1896-1971）和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许多这些联系对他最终后来在德国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在他的自传中，傅吾康特别强调了汉学家和通古斯学家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的重要影响。这位学者从1940年起在中德学院与他共事。尤其令傅吾康难忘并受益匪浅的是，福华德定期邀请德国汉学家参加某种汉学研讨会。福华德也是傅吾康早期汉学研究的推动者。傅吾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从1940年到1945年所有初期的汉学著作都是在福华德的影响下完成的。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不可能获得很多文献知识和拥有自己的藏书。”
（来源：傅吾康，《为中国着迷》，第一部分：1912-1950，波鸿1995年，第83页）
汉学家福华德与艾克在北京(1938年) ©版权不明
对于傅吾康和福华德来说，中德学院充当了一种与政治无关的避难所。在那里，即使战争开始后，许多事情仍然如往常一样继续进行。他们设法使学院在很大程度上免受纳粹的影响。傅吾康表示：
“ 福华德确保了与前一年新配备官员的德国驻京使馆的和谐合作。德国当局并未关注中德学院的内部事务。被纳粹禁止的书籍被放置在学院图书馆的特别区域。在1940年末印刷的德语书籍目录中，禁书书目被印在一页单独的纸张上。这页书单可以根据书籍目录的收件人放入或取出。”
（来源：傅吾康，《为中国着迷》，第一部分：1912-1950，波鸿1995年，第111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傅吾康与中国人胡隽吟（1910-1988）结婚。胡隽吟任中德学院的编辑和翻译，傅吾康自1939年起就因为她的工作认识她。如果提前结婚会危及傅吾康在中德学院的职位，因为与中国女性的联姻不被纳粹政权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不再向中德学院提供财政资源，因此所有职员都被解雇。傅吾康和他的妻子最初依靠他们的积蓄生活，然后依靠傅吾康在辅仁大学的教学工作和胡隽吟作为城市孤儿院院长的收入。通过他岳父的举荐，傅吾康于1946年9月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四川大学获得了教学工作。1948年10月，他被著名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然而，政治发展最终使他无法留在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西方公民都必须离开中国。幸运的是，傅吾康在1950年被任命为汉堡大学汉学教授。
就像傅吾康后来经常回忆的，这十三年在中国的经历对他个人产生了关键影响。正如他的自传标题所恰当描述的那样——从此他余生都“ 为中国着迷”（德语：“Im Banne Chinas”）。如果我们相信他对自己的描述，那么自那时起他就从主体上将自己视为中国人，并与他德国家乡产生了疏远。
在福籣阁的文件遗物中，可以找到他与家人大量的私人通信。这些遗物现存于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可供查阅。一套由傅復生（Renate Fu-sheng Franke）据此编纂的信件选集包含有福籣阁的八十封完整信件，以及他妻子、女儿和儿子的信件摘录，其中有傅吾康1937年至1946年间来自北京信件的摘录。以下是一些选段：
在1950至1951年的冬季学期，傅吾康就任汉堡大学汉学教授，这一职位从1910年到1923年曾由他的父亲福籣阁担任。从1950年到1970年傅吾康还是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系主任，一直到1977年退休他还在重新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德国汉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傅吾康的教授聘书(1950年)
二战结束时，德国的汉学几乎完全凋敝。许多图书馆被毁，有能力重建学科而没有政治污点的教员又很缺乏。对于作为系主任的傅吾康来说，在学院机构层面上重建并随后发展学科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在汉堡为汉学专业设立第二个教授职位就显得尤为重要：1967年，刘茂才（1914-2007）被成功聘来担任该职，他是第一位在德国获得汉学教授职位的中国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拓展了汉堡的汉学领域。
在担任汉堡系主任期间，傅吾康充分利用了教授职位享有的多种机会和自由。他时常在日本、美国和马来西亚长期访学及担任客座教授，退休后也到访过中国。访学期间他委任国际上的著名学者代理他的教职，这给战后时期的汉堡汉学带来了别样的风采。
在学术研究方面，傅吾康从1940年代起就开始密切关注明代历史。他最初的目标是实现他父亲的愿望，即为其著作《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续写明清两代的历史。由于他并不赞同他父亲受普鲁士历史主义影响的国家政治历史观，他在1960年代不得不地放弃了这个项目。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进行对明代中国的资料收集和历史研究，并做出了大量贡献。这一研究重点最终在他的教学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他的许多学生在他们的毕业论文中都从历史及纯汉学角度选题研究丰富的明代历史，这些研究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鸣。
傅吾康与中文系毕业生在吉隆坡(1970年代) ©版权不明
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傅吾康的主要研究兴趣放在了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历史的研究。1963年，他获得了在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在那里教授中国历史，并发展了那里新成立的中文系。在马来西亚的访学不仅使他能够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仍然封闭的情况下生活在一个华人环境中，而且还使他有机会细致收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那里海外华人历史的碑刻铭文材料。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历史的研究自196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傅吾康新的研究重点，并从1971年到1974年得到了德国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缩写DFG）的支持。1977年退休后，傅吾康在马来西亚度过了近一年的时间，自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多次到东南亚各国进行学术旅行；而在1990年代，他将这些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即大批的碑刻铭文材料，作为原始文献结集出版。这些著作现在是研究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华人历史的必读书目。
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大多数德国汉学研究不同，傅吾康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对现代中国的特别关注。
傅吾康曾在1935年以康有为在清朝末年的革新尝试为论文主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二战以后，他也通过专著和期刊文章广泛地开展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及中西关系的研究。值得称道的是傅吾康的专著《中国革命百年 1851-1949》（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1958年）和《中国与西方》（China und das Abendland）（1962年），这两部著作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并确立了他作为当代主流中国问题讨论中的重要文化中介者的地位。
傅吾康与汉学家爱德华·索里希(1893-1982)在汉堡参加东亚爱宴(1950年代) ©版权不明
然而，傅吾康对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热衷于政治——在他的自传中他甚至将自己描述为不热衷于政治的人。事实上，阅读他的自传和访问他的同事亲友会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傅吾康一方面相信，不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及其与西方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促进中西方社会之间跨文化交流的迫切需求，以便增进相互理解。因此傅吾康倡导另外一种汉学的学科认知，即更着眼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日常文化，而不仅仅局限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经典文献。这种认知尤其体现在1974年出版的备受国内外赞誉的《中国手册》（China-Handbuch）上。该手册由傅吾康与他的学生、女汉学家施泰格尔（Brunhild Staiger）（1938-2017）编著，汇集了由一百三十多位作者贡献的三百多例条目，内容涉及1840年以来中国的方方面面。
《中国手册》是在德国东亚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enkunde，缩写 DGOA）赞助下出版的。这说明傅吾康不仅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他还参与了诸多学术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例如除了德国东亚学会，还有德国研究联合会（DFG）和大众基金会（Stiftung Volkswagenwerk）。此外傅吾康特别重视汉堡的亚洲研究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缩写IfA）。作为一个主要由外交部资助的非大学研究机构，该所自1950年代末以来致力于当代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傅吾康担任该所主要负责人长达几十年，并与其它工作人员在教学和研究上进行了合作。
傅吾康在英国参加青年汉学家研讨会(1959年) ©版权不明
傅吾康对跨文化交流的推动进一步体现在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对学习现代汉语口语的重视。直到1960年代，汉堡的汉学系是全国唯一先从现代汉语开始学习然后教授古代汉语的院系。另外不仅只在汉堡汉学系，他主张将现代中国研究作为大学汉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傅吾康对于当代中国的多方面研究以及他在公共讨论中的跨文化努力，例如他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缩写bpb）提供的中国常识小册子，使他成为在现实政治中炙手可热的顾问。傅吾康在1960年代末为外交部政策制定官员就德国东亚政策的初步考量提供咨询，以及他在1972年秋就中德建交问题为德国外交部长谢尔（Walter Scheel）担任顾问，无疑可以被认为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
许翰为著作《中国》(2016年) ©卡尔·贝德克尔出版社
傅吾康不仅是一位重要学者、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中介者，他更是一位学术导师。很多他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教授，包括林懋（Tilemann Grimm），贝尔恩德（Bernd Eberstein），韦伯多（Bodo Wiethoff），余蓓荷（Monika Übelhör），以及日本学领域的曼佛雷德（Manfred Pohl）。
从汉堡汉学系中也涌现出一些有意选择不走学术道路的知名人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学家和出版家许翰为（Hans-Wilm Schütte）（1948-）。他在傅吾康的指导下，于1970年代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论文主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通过旅行文学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关于中国话题的出版家之一。
傅吾康的影响和成就难以简单概括。不过，出版家许翰为在笔者的采访中有着精辟的总结：
傅吾康在他的书房(1986年) ©版权不明
“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但只学了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汉语，而汉语的读写从未学过。回国后他们就被视为中国专家，尽管他们根本不是。相反傅吾康得益于他的语言功底，让他在赴华时期深入了解了中国这个国家及其传统，而那个时代（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像他一样。我认为他这种学术深度与现实经历的结合是研究中国的典范。此外他令人赞赏的是，他认识到为后续研究而收集和获取原始文献的重要性。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并不会赢得太多赞誉，但它可能为后世几代学者都奠定了基础。”
（来源：笔者对许翰为博士的书面采访，2023年9月15日）
除了私人信件，傅吾康的文件遗物还包括丰富的工作通信往来，如与汉学家颜复礼、费路（Roland Felber）（1935-2001）及中国问题专家和记者福里茨（Fritz van Briessen）（1906-1987）的通信。
傅吾康与他后来的妻子胡隽吟1939年在北京通过他们在中德学院共事而相识。胡隽吟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军官家庭。她是中国官员胡万吉和他的妻子鄢淑真的七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在她母亲的支持下——当时她的父亲在德国留学——她与持有传统观念的家族长辈抗争，继而获得了中学教育的机会。之后她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完成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专业学习。1933年后她在安徽家乡、天津和北京的中学全职和兼职任教，参与师范教育。从1941年到1945年她在中德学院担任助理编辑，参与了《研究与进步》（又名《中德学志》，1938-1945年出版）杂志的出版，并在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胡隽吟(1941年) ©版权不明
1940年傅吾康搬进自己的四合院后他们的关系加深了，他常常因为许多语言问题向她请教。傅吾康作为中德学院的雇员，他的薪水由德国政府方面支付。他最初无法与胡隽吟订婚，因为在纳粹政权下这可能会导致他俩的解聘。然而随着盟军优势变得明显，他们得以在1944年秋举行订婚，接着在1945年3月3日结婚。
二战后中德学院解散，职员没有了收入。傅吾康夫妇最初依靠他们的积蓄生活，以及胡隽吟作为北京社会局干事和附属孤儿院院长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中，傅吾康在几家中国大学的教职保证了家庭的收入，先是在成都，后来在北京。1950年初夏傅吾康受聘任职汉堡大学汉学教授，夫妇两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即傅復生（1946-）和復新生（Peter Franke）（1950-），带着所有家当和大量藏书迁往汉堡。
当傅吾康在中国语言文化系担任正教授时，他的妻子最初也在同系担任中文讲师。后来由于学院不允许夫妻二人在同系中一起长期任职，她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位。胡隽吟在她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
傅吾康一家在汉堡(1953年) ©版权不明
胡隽吟曾多次陪伴她的丈夫一同访学旅行。在这期间她不单单只是陪同，而且经常在各研究机构承担教学任务。当傅吾康1957至1958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任教时，她在那里担任研究助理。当傅吾康从1963年到1966年在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她也在中文系担任讲师。1965年她还获得了李氏基金会（Lee Foundation）的奖学金，让她有机会在年末前往香港两个月研究她特别喜爱的京剧。
胡隽吟在1960年代还在国立夜校、商业学校和外语学校教授中文；1973年，她最终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了一个常规讲师职位——按照她女儿的说法，这是对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者在职业上得到的一份迟来的满足。
在胡隽吟1988年去世后不久，傅吾康在未发表的追思中表达了他对亡妻的深厚敬重：
“ 如果简要描述她个人的话，胡隽吟对于一位西方汉学家来说是一位理想的生活伴侣，因为他的职业意味着要超越书本知识研究去联系鲜活的中国文化世界。起初在中国，她作为更有经验且稍微年长的中国伴侣，帮助了一位年轻、有抱负的学者更加容易地去了解和感知中国环境，从而给了他一定的安全感。后来在德国、马来西亚以及回到中国时，胡隽吟不仅能在古典中文文本语言和内容的领会上提供宝贵的帮助，而且作为一位愿意交流的谈话伙伴，她鼓励围绕所有关于中国以及人本话题进行不断深入的探讨。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即1946年出生的傅復生和1950年出生的復新生，都在德国接受了德国的中小学教育。她除了向他们教授汉语语言知识之外，还能够向他们传导中国文化的价值观。”
（来源：傅吾康为胡隽吟撰写的未发表悼词，1988年12月，北京）
胡隽吟于1988年12月7日在北京去世后，傅吾康将他的主要住所从汉堡搬到了马来西亚，但每年夏天仍会用几周时间继续看望他在德国的孩子们。在接近90岁的高龄时，他最终永远离开了马来西亚，并在柏林与他的女儿度过晚年。
福籣阁著作《说吧，你们这片陌生的土地》(2009年)
在此期间，傅復生与她的父亲深入研究了她祖父福籣阁的生平。他们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福籣阁作为青岛教育专员的论文，考察了他的文件遗物，并编辑了他的东亚旅行日记。在一次与本篇主题网页文章作者的采访中，傅復生写道：
“我对祖父的了解越多就越感兴趣，也更加欣赏他。我确信，他的许多基本理念都出现在后世的汉学出版著作当中——而大多数著作并没有提及他。”
（来源：笔者对傅復生的书面采访，2023年9月16日）
傅吾康于2007年9月6日在柏林去世，享年95岁。他给汉学领域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导师，并留下了多彩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位备受推崇的跨文化中介者，正如他的两卷本自传的标题所恰当描述的那样，他确确实实是在“为中国着迷”中度过了一生。
本文写作依据作者对傅吾康文件遗物的研究。他的学术和个人文件遗物可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东亚部预约查阅。 本文照片也选自傅吾康的遗物。照片版权无法追溯；这在每张照片的下部说明文字中都已注明。 在这里特别感谢傅復生女士，她不仅提供了她私人收藏中的傅吾康遗物及大量照片，还关切陪伴了该主题网页的创建过程，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编稿建议。此外，作者还要特别感谢他们的受访人许翰为博士和魏汉茂博士（Hartmut Walravens ），感谢与他们富有成果的交流。 本文中文稿由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汪斌先生校订，在这里作者也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有关于该主题网页或学术方面的文件遗物的问题，请随时联系 Stefan Messingschlager 先生（电子邮件：messingschlager@hsu-hh.de）。
Stefan Messingschlager: 汉学家傅吾康：研究者与中西文化桥梁, 由 Stefan Messingschlager 翻译及汪斌校订，载于：柏林国家图书馆，2024年8月, DOI: https://doi.org/10.48796/20240822-000